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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回忆录

发布时间:2018-07-15 14:00:03    来源:娱乐资讯网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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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的恩怨纠葛

原标题: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的恩怨纠葛

书名:汪东兴回忆录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考虑把工作重点放到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中央在江西九江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安排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备战等问题。由于林彪在会议一开始就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毛主席敏锐地发现林彪一伙想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窃取国家权力的企图,很策略地抓住陈伯达的问题,点名进行了严厉批判,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在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要在全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抓好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搞好党内的团结。后来,毛主席根据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在南方巡视讲话中提出,希望全党同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进一步揭露了林彪集团搞阴谋诡计的实质。他说:“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虽然对陈伯达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对多数同志,包括对林彪在内,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态度。毛主席说:“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可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怀恨在心,更加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1971年8、9月间,他们在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及毛主席在沿途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他们反革命集团的“联合舰队”按照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采取行动:一是要杀害毛主席;二是如果此计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当毛主席察觉和了解到林彪集团在利用突然袭击阴谋手段夺权失败后,转为进行武装政变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这次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夺取了全面胜利。
汪东兴
1995年8月
一 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最伟大的功绩,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主席以他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折关头,同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
毛泽东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明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胜利的道路。
在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以他的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国的经济文化取得了巨大发展。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
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籍的。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
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瞿秋白整我,李立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正如毛主席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
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
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研究。
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
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1967年1月,林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很是反感。
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道: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
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
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
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他想试探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
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
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们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
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和框架。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分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因为政治报告起草迟了,“九大”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代表都被通知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
“九大”开过后,毛主席要着手解决政府工作、修改宪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林彪认为这是争夺更多权力的好机会,在讨论修改宪法时,林彪就抓住“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大做文章。
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原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都写上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送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这个情况,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知道,林彪、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也知道。可是,在讨论宪法的序言时,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却支持要把这三个副词再写上。在1970年8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加上三个副词,康生、张春桥则反对。陈伯达、吴法宪便借此制造事端,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是蓄意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在讨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林彪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要在宪法上写上设国家主席一节。这显然是有他们自己的打算的。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王飞、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做了传达。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1970年3月初,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信和附来的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我们陪着毛主席正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一号。3月7日,毛主席要我马上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一节,坚决表示他不再当国家主席。8日,我回到北京,向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你向政治局的同志们传达一下吧。”当晚,在周总理主持下,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会议讨论后,大家都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说:“照毛主席的意见办,我们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林彪又没有到会,叶群到了。会上,周总理还特地说了一句:就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主席的意见,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然而,住在苏州的林彪,却在3月9日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再次明确批了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3月17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3月6日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在此期间,林彪却让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则让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间11点30分,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的同志挂电话,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4月12日,毛主席看到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借《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1970年7月下旬,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时围绕稿子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引起了一场争论。陈伯达主张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即“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回去。会上争论不休。
当时,我陪毛主席住在杭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毛主席的眼睛患了白内障,视力模糊。周总理就把会议争论情况写了封信给我,要我转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听我念了信后,要我代他画圈后退回去。我觉得难办。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就要到上海接见外宾,所以我没有圈回去,把信带在身边了。毛主席、周总理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第一批外宾后,周总理、黄永胜都问我那个报告毛主席圈阅了没有,我说你们去问毛主席。当时,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在抽,对着我说:“怎么搞的?”意思是说你怎么没有把信圈回去。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哪一种?”毛主席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我下楼从皮包里拿出信来,当着周总理、黄永胜的面,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作了圈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1日,叶群又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迫不及待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二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一)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一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了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甚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二)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毛主席于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题目中用“一点意见”,我看就是针对着林彪这里说的“讲点意见”的。—作者注)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8月24日上午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点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要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
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
第一卷第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
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
第二卷第382页
4. 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三)
8月26日到30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26日和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做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做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两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间,林彪又说:“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的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三 “读点马列主义的书”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地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地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二:[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回忆录:主席称庐山会议后大家跟不上气候

原标题:汪东兴回忆录:主席称庐山会议后大家跟不上气候
【编者按】
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汪东兴,因病医治无效,今日去世。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期毛泽东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这段历史。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有深入的了解。本书把作者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其中内容。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地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地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期间,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互相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画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画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这年10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月1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做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做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指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做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做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还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三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三:[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回忆录:“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1)

原标题:汪东兴回忆录:“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1)
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因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主席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主席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我谈话。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我继续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做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他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即“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该信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73—490页。——作者注)。
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主席曾经对我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我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一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我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华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毛主席有点严肃,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对华又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作者注)。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1945年5月,七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作者注),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账,我不会记账。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时,我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毛主席对刘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铭同志什么病?方铭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铭的情况,刘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主席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在同刘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时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丰在中央苏区时是五军团的人,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丰问了五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作者注),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这个人不应该杀。赵博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毛主席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主席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来解决)。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三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毛主席还对刘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一百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丰问毛主席: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毛主席对刘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
毛主席的专列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卜占亚当时是湖南省军区的政委,毛主席对他不太熟悉。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问了卜占亚的简历。然后毛主席又问我是否向刘兴元、丁盛、华国锋、韦国清传达了他前几次的谈话内容,我说传达了。毛主席说他明天要找他们谈话。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是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这时,毛主席表扬我在中南海的工作中正确地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他说:他的办法好,凡是骂过他的,他都用了。
毛主席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中直机要干校的同志在怀仁堂、府右街贴了我很多大字报,揭发我的一些问题,我天天去看一看。毛主席知道后对我说:你这个人行。不怕丢脸。我坦然地说:我不怕。我丢脸不会丢一辈子呀,认识错误就不丢脸了。我常想,人的脸该丢的就要丢,人家给你提意见了,对的,你就要接受、改正。我在机要干校上千名同志的会上讲,对党中央、毛主席,你们不能反,对我汪东兴,你们可以反。你们反对了,我接受;反错了,不要紧,今天我们一笔勾销,我们之间没有账,我不会记账。机要干校的同志听完以后都鼓掌了。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他们说我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党代表了,叫我当师长。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话,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1951年,我回江西老家去看望我的父母亲。我父亲问我在中央当什么官,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父亲听了很高兴,认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定当了很大的官。我对父亲说,我是给毛主席当马夫的,您就说当马夫的人回来了,或者说当兵的人回来了。我父亲不相信,问我是不是当了连长了,我说我没有当过连长,也没有当过排长。父亲很奇怪,又问我:那你现在当的官比连长、排长还小吗?我说还小一点,也就算个班长之类的吧。他还是不信,问我当班长的人为什么出去还坐汽车?我说这是工作需要。当时在我父亲的脑子里,当个连长就是很大的官了。毛主席接着说:到了村里边,你就不得了啦。特别是当了营长,更不得了啦。我们说话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毛主席又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他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毛主席接着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他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指有人吹捧林立果为“超天才”——作者注)。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青年人有个脾气,我批示的济南军区报告上说“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对这个问题老年人、中年人也得注意。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毛主席这次谈话很耐心,他再三向我们进行党的路线教育,进行党性、纪律、修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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